逗莎包

入坑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些想法，现在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交流

这是一个关于巫蛊案的个人看法， 包括事件的性质，以及一些相关人事的分析。

首先是对整个事件的定性，我并不认为武帝有撤换太子的想法，尽管包括田余庆、陈苏镇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有这样的论述，他们也给出了相关理由，表明武帝后期的确有以刘弗陵替换刘据的想法，但实际上这个论点是倒果为因，不能因为最后刘弗陵成为了昭帝，我们就以为武帝当初就有这样的想法，进而推测他有意默许了江充等人对于太子皇后的迫害等等，因为历史并不是因果律，并不是由A→B，而更可能是复杂因素互相影响下的结果。用图像来形容就是：

A→B + F

↓    ↓

C→D→G←E

巫蛊之祸是一场卷入了多方势力的大事件，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个人意志就可以左右的，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再来分析整个事件。

最早认为武帝有换嗣想法的是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汉纪十四》里这样叙述：

是岁，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间赵婕妤，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他从武帝为赵钩弋立尧母门这个细节中察觉到了危险，这让奸臣小人嗅到了风声，于是遂有巫蛊之祸。但实际上司马光只是借题发挥，这是他一贯的笔法，他的议论不是单纯地就事论事，而是借评价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换而言之，他的评论是不能作为完整地历史真相来看的。

固然作为后人，我们都会觉得武帝的做法有些不妥，但这不代表他就真的换嗣的意图。理由很简单，因为刘弗陵太小了，巫蛊案发生的时候也才4岁，而刘据已经37岁了，正常人都知道用4岁小孩替换接近四十岁的太子，是不可能的事，而武帝是个非常成熟老练的政治家，这么白痴的事情他不可能主动去做，因此刘弗陵即位只能是巫蛊案后武帝无奈地选择。

而要找到巫蛊案发生的真正原因，就先要搞清楚，刘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武帝到底对他是何态度，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究竟从何而来。

1.刘据其人

因为很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往往以为刘据是个仁柔宽厚甚至可能带一点懦弱的人。比如司马光就是这么描述的，而他的记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于巫蛊案的看法：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这是司马光的概述，也是我们对于刘据的第一印象来源，但实际上，如果综合《汉书》的记载，会有更多有意思的细节来帮助我们还原刘据的真实面目。

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汉书·武五子传》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汉书·儒林传》

从这两段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刘据的学术思想和他父亲是不一样的，武帝支持《公羊》学，而且利用《公羊》学为自己的事业提供理论依据，并且下诏命令刘据也跟着学习《公羊》学，而从《儒林传》的记录可以看到，刘据个人是更偏向于《榖梁》学的，并且他学习《榖梁》是他私下的个人举动，并没有得到武帝的支持，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据很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并不一味追随其父。

而博望苑的“异端”们也可以证明这点，而且刘据是公开接收，并不畏惧武帝可能会对自己有所不满，当然武帝也“从其所好”，这说明武帝对他这个太子非常信任，并没有约束他的思想和行为，甚至他所结交的那些“异端”，可能也是在武帝默许之中，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武帝有任何反对太子的行为。

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屦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八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汉书·武五子传》

虽然史书上没有写刘据都结交了些什么人，但是从这段记录来看，刘据恐怕并不只是和几个儒生文士往来，博望苑的那些“异端”成分可能十分复杂。在湖县至少有两个人是刘据的故交，一个是收留他的贫者，另一个是富瞻的故人，而一贫一富竟然同时是刘据的朋友，并且这里不是长安，而是位于河南的湖县，可见刘据的交游圈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也更复杂。虽然贫者也有可能是刘据的门客介绍的，但是刘据当时已经流亡在外，并且离起兵已经过去一二十天了，湖县百姓不可能听不到诏捕的消息，这种情况下还愿意藏匿太子并且亲自劳作供养的人，不可能萍水相逢，最大的可能性是刘据曾经有恩与他，这样才能解释贫者最后为保护太子而格斗至死的举动。甚至还可以继续推演，从长安一路逃亡至湖县隐匿，这个过程必然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一路上恐怕也没少接受类似“贫者”的帮助。（西汉出入函谷关必须有“传”这样的通关文牒）

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诈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太子自临斩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应该说，刘据并不是一个缺少才干的人，尤其是他并不缺少军事才能，关于起兵的过程，可以参看这个知乎回答，里面对于长安城的军队部署和整个作战过程解说的非常细致，（但除此之外的观点大家可以斟酌采纳）

甚至可以说刘据走对了每一步，只可惜他的对手是他爹。顺便提一句，斩江充，烧胡巫，刘据也是个暴躁老哥，而且最后苏文也是被武帝烧死的，的确是亲爷俩了。

太子每谏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皇后切齿，使太子白诛文等。太子曰：“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刘据胆子其实挺大的，甚至有一点骄傲，武帝是个非常强势的帝王，尤其是后期，而他们父子之间在政治路线上矛盾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但刘据坚持不改，甚至在监国期间公然平反武帝的裁决，而且光明正大地报告给武帝，根本不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什么不妥，甚至在明知道有小人从中作祟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下决心除掉他们，除了出于对武帝的信任之外，有没有一种自信在其中呢？这就涉及到武帝究竟对太子是如此看待的问题了。

2. 武帝的态度

我需要再次申明，武帝至始至终都没有换嗣的打算，这是分析整个巫蛊案的基础，因为一旦建立了“武帝有换太子的想法”这个前提，那么很多他的相关举动就会被解释为阴谋论。如果要我一句话总结武帝对刘据的态度，那就是这是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而且这样的谋划在刘据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

孝武皇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刺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汉书·武五子传》

武帝的子嗣很有意思，二十九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之前连续三个都是女儿，而且都是卫子夫所生，可以这么说，武帝一直在等卫子夫生儿子，不然他完全可以临幸其他妃嫔，不会一直等到二十九岁这样的高龄才等来儿子。毕竟西汉十三四岁结婚很常见，按照十五岁一代人来算，武帝当爹的时候，他的同龄人动作快点的话都可以当爷爷了——典型的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他俩之间只相差14岁。

等待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卫家是武帝钦定的真。外戚，具体来说就是卫青，所以要让卫青这个外戚能够安安稳稳地当下去，卫子夫就必须生出儿子，母以子贵嘛，同样的，子也以母贵，有了卫青（后来再加上霍去病）这样的实权外戚，刘据才能够安安稳稳地当他的太子，日后登基才有自己的外家可以倚靠——外戚是汉家天子执政的基本盘（之一），所以每一个实权天子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外戚，尽管他们之间也会有斗争，但是至少在登基的过程中，外戚的拥立是不可少的。

除此之外，在刘据出生后，他的弟弟们也相继出生了，王夫人很受宠，但她的父母依旧很穷，李姬生了两个儿子却连个夫人都没挣上，对比卫子夫，可以说武帝对她们是很无情的了，这样的无情也很好理解，在武帝看来，不能过多照拂其他后妃和皇子，否则会对刘据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引起后宫的争斗。

而且除了李姬之外，每一个后妃（包括皇后）都只生了一个儿子，并不是他个人没有能力（刘弗陵就是例证），只可能是武帝刻意为之。这点可以对照他的父亲和爷爷：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乃代王为帝后，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男最长，立为太子。窦姬为皇后，女为馆陶长公主。明年，封少子武为代王，后徙梁，是为梁孝王。

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后女弟皃姁亦复入，生四男。皃姁蚤卒，四子皆为王。——《汉书·外戚传》

文帝时的代王后生了四子，而窦皇后生了两个儿子，景帝时王皇后虽然只有武帝一个儿子，但是她的妹妹很受宠，连生四子。这时候再看武帝的子嗣，每个后宫一个儿子，跟平均分配似的，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搞出一堆儿子，只能说武帝为了刘据非常克制自己。毕竟在武帝的成长过程中，那些宫廷间兄弟残杀的故事，不管是他从史书上读到的，还是亲身经历过的（废太子刘荣），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阴影，所以他希望刘据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既不要出现储君之争，也不要出现兄弟不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景十三王传》，看看武帝的兄弟侄儿们都是些什么牛鬼蛇神）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武帝对自己的事业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变更制度，为后世法，二是出师征伐，使天下安。那么在“变更制度”里，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修订律法、推恩令、盐铁官营等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呢？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培养储君，只不过这个努力最后众所周知，失败了，所以也就不被在意。

在刘据之前，整个汉朝的继承都是有问题的，都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乃至残酷的人身消灭。吕后和戚夫人的血腥斗争，大家都知道，延续到后面诸吕之乱，周勃陈平迎立代王，即汉文帝，那位神秘的生了四子却没有留下名字的代王后，一般都认为是吕家女，因此文帝不得不将母子五人去除，来换取和功臣们的信任，也因为这个原因，太子之位才落到了景帝身上，但是由于窦太后宠爱梁王，所以梁王也一直是景帝的一块心病。而为了立武帝为嗣，景帝也是借酷吏郅都之手废掉了太子刘荣，刘荣之后也被逼自杀。那么到了武帝，他一定会考虑，这样充满不确定性地交接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呢？他能不能为后世定下一个稳定的继承制度？

于是才有了武帝那少得可怜的子嗣，并且，在巫蛊案发生之前，刘据的地位一直都很稳固，被分封出去的弟弟们也没有像梁王那样搞出奇怪的操作，可以说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和之前的历史比较起来。

除此之外，便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汉书·武五子传》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

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可以看到，武帝是很用心地在培养刘据，而且可以称得上“放心大胆”，毕竟对让刘据“使通宾客，从其所好”这一点，司马光是很有意见：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至少在司马光看来，武帝父子之间的分裂，和武帝对于太子的教育过于放纵有关，这使得武帝很难掌控太子的动向，父子间的交流也会因此产生隔阂，一旦刘据形成自己的观念并且加固之后，武帝想要再改动也就很困难了。司马光的观点见仁见智，但刘据的确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他能够选择自己的亲信，组成自己的小团体，甚至在监国期间也有较大的自由裁决权，而且武帝是默许乃至鼓励他的做法。可以说，这样一个有自己交游圈、亲信，以及一定的执政能力的太子是武帝一手“制造”出来的，这个太子并不软弱，他会公开推行自己的决断，反对他父亲的用人，所秉持的政治理念也截然不同，然而他的成长并没有脱离武帝的掌控范围，至少武帝自己这么认为，否则早就会加以干预。

既然如此，那么这样一个用心良苦的开局和精心的培育，为什么最后会导致如此惨烈的结果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父子之间有一些矛盾是结构性的，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借着某些外部因素推动着事情逐步恶化，最终坠入深渊，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