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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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卫氏集团”续

在我个人看来，武帝对于整个卫氏集团（姑且这么说）实际上算是很宽厚的了，毕竟他是以刻薄寡恩而著名的嘛。在卫青去后，他也曾经试图提拔过卫伉：

（太初三年）上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馀里，筑城、障、列亭，西北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这是卫伉唯一一次正式领兵，但不是作战，而是作为游击将军韩说的副手屯兵五原。考虑到卫青于元封五年去世，可以说武帝在卫伉三年孝期满后不久便将他派遣至前线，很明显有拔擢历练之意，只由于卫伉本人能力有限，并未建立军功，之后也不再有事业上的记录。

子伉嗣，六年坐法免。——《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五年阑入宫，完为城旦。——《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卫伉于天汉二年失侯这件事，对于卫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一门五侯的历史就此彻底结束了，这也意味着武帝对于卫家的放弃（但是不是对于整个卫氏集团的放弃）。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汉书·杜周传》

（天汉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杀，以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综合来看，卫伉阑入一案应该是杜周所办，并且他通过此案获得了武帝的信任和重用。

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阑入者弃市。——《汉书·酷吏传》

阑入罪。此罪与引籍、诏符、通籍等制相配合，无符籍而入者，构成该罪。文章对此罪名作了细究。第一，汉时进入宫门，皆持籍符以通行。“汉法”所言符籍，是进入宫殿的凭证，在“二尺竹碟”上记录进人者的年纪、名字、物色，由守门司一马验证。第二，汉之宫门，每门皆使司马一人守之，故又称司马殿门，宫旁小门称掖门。第三，阑入殿门者处死刑;阑入掖门者处城旦。——《汉代律章句学考论》

卫伉阑入的后果是失侯+完为城旦，这就有意思了。按汉律，若是阑入宫门，只需处完为城旦，入殿门则是死刑。我们不清楚卫伉阑入的到底是殿门还是宫门。不过按照杜周所谓的“捕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可以推测：

一、卫伉阑入宫门，但是杜周在依律判决完为城旦的基础上附加免爵。

二、卫伉阑入殿门，按律弃市，但依例免爵赎死，因此，杜周又额外判决卫伉完为城旦，以示惩戒。

以上两种可能性都有。无论是哪一种，以杜周善于阿谀谄媚的性格来看，武帝此前应该是表现出了对卫伉的不满，因此杜周在原有判决上加重处罚，以示忠诚无私。不过即使武帝本人并未表现出不满，杜周大概率也会如此行事，反正最终对列侯的判决仍然需要得到皇帝的批复，所以无论武帝本人意图如何，杜周只要表现出从重处罚的态度，就能在武帝面前表现出自己执法如山不避亲贵的个性，进而得到武帝更多的信任，可以说，这几乎是无本万利的政治投机行为，而事实证明，杜周赢了。因此武帝时期的酷吏，几乎都是如此行事，越是对豪强贵戚态度强硬，执法深刻，就越能得到武帝本人的青睐重用，江充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了武帝的认可。（他最为武帝称道的执法对象就是太子家臣）因此，沈家本评价这一时期的司法风气：

张汤、赵禹之徒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禁网浸密，用法之吏唯以武健严酷为能，久之遂成为风气。此汉法最严苛之时也。

不过要说武帝对卫伉若真有不满，我认为主要来自于对卫伉本人能力的不满，因此借机将卫家和太子之间做了一次精妙的切割。

上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馀里，筑城、障、列亭，西北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军正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 ——《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这是卫伉唯一一次有记录的军事行动，配合游击将军韩说，辅助光禄勋徐自构筑抗击匈奴的系列防线，但很不幸，这项行动当年秋天就失败了。尽管没有更多记录，但是可以想见，卫伉的表现很可能令武帝失望了，因此之后也不再见到关于卫伉的记录（或者他还是参加了某些事件，但不是主力，因此于史无载）。这项行动失败的原因可能不在卫伉，但是这样的结果对于有着“长平侯”封号的卫伉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武帝会不由自主地将他和他一生不败的父亲作比较，因此，除非卫伉表现出非凡的天才，否则失望几乎是必然。何况从他少年矫制以及之后的阑入来看，卫伉个人虽然没有公孙敬声那样“骄奢不法”的总结概述，但是品行多少是有些问题的（否则不会接连犯法），应该有着贵公子的某些不良习气，这又是比不上他父亲的地方。因此，当阑入事件发生后，武帝对于卫伉的感情便从失望更趋向于不满，这便给了酷吏杜周机会，使他被加重处罚。

卫伉失侯固然是卫氏集团（姑且这么讲）的一次重大损失，但不意味着是武帝对太子的打压，相反，可能是某种助力。

刘据虽然被称为“卫太子”，但本质上他姓刘不姓卫，卫氏不过是他的舅家而已。而从文帝、景帝和武帝祖孙三代的执政情况来看，除了景帝时期窦太后影响力较大，因此舅家无恙之外，文帝和武帝都先后以各种理由废除了舅家的侯位，甚至使至亲身败名裂。（薄昭自杀，窦婴弃市，田蚡病死）可以想见，如果将来刘据顺利继位，卫氏作为天子舅家，很可能会重蹈薄氏、窦氏、王氏的后尘，走向无可避免地衰败。

同时，母族和妻族虽然同为外戚，但也因此，彼此之间会难以避免地存在权力斗争，比如窦婴田蚡，而他们作为景帝的母族和妻族，却是在武帝时期才彻底败亡，原因就在于，庇护二者的窦太后和王太后都是在武帝时期才去世，因此，即使景帝有去除二者的心思，却很难实现。（但他的确留了一手，就是窦婴的免死状）作为亲自了结二人的武帝，自然对这一切十分清楚。

武帝的妻族是卫氏，母族是王氏，表面上看二者之间没有交集。但是成帝时期的一段故事却暗示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

初后父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复以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并。杜钦以为故事后父重于帝舅，乃说凤曰：“车骑将军至贵，将军宜尊之敬之，无失其意。盖轻细微眇之渐，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卫将军之日盛于盖侯，近世之事，语尚在于长老之耳，唯将军察焉。”久之，上欲专委任凤，乃策嘉曰：“将军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斤，以特进侯就朝位。”后岁余薨，谥曰恭侯。——《汉书·外戚传》

按颜师古注释，卫将军即卫青，盖侯即武帝之舅王信。杜钦用武帝时卫青风头逐渐盖过王信的故事来劝谏王凤（成帝舅父），应当尊敬成帝的岳父许嘉，不要触怒对方，生出“乖忤之患”。从杜钦劝谏的语气来看，天子妻族势力大于母族，似乎是很显然的。

这也很好理解，天子母家往往可以凭借太后对朝政施加影响，这种情况下，皇帝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往往只能选择妻族。因此，在妻族和母族之间辗转腾挪来平衡朝堂势力，就是西汉皇帝的日常操作了。

因此，回到刘据身上，在天汉二年这个时间点上，刘据已经29岁了，将近而立，已有二子。如果将来刘据继位，他也会提拔自己的妻族。按照惯例，大概率会和卫氏产生矛盾（毕竟政治资源是有限且宝贵的，所以西汉的传统就是新外戚挑战旧外戚，最终取而代之），从文帝和武帝自身情况来看，他们往往是支持自己的妻族，削弱自己的母族，因此，卫伉的失侯只不过是被武帝提前了而已。而这个目的，正是自文帝到武帝一以贯之的，抑制外戚力量（通常是母族），维护皇权自身。

武帝少年继位，窦太后和王太后给他带来的阴影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仗着太后势力的母族外戚，是他第一要防范的。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他选择赐死赵钩弋的原因，因为只要赵钩弋活着成为太后，昭帝的母族崛起几乎就是必然。

这也是武帝默许杜周对卫伉加重处罚的原因所在。一旦卫子夫活着成为太后，刘据继位后，很可能就会再面临武帝即位之初的局面，而这是武帝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武帝选择先削掉卫氏的侯爵，这样即使卫子夫成为太后，卫氏也很难在朝堂上形成过大的影响力，从而成为刘据执政的阻碍。

从这个角度而言，武帝对于卫家的确有打压之举，但并不是为了自身，而是考虑到刘据即位后的局面。何况这时候刘据已经接近而立，博望苑也树立了十年，刘据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有了自己的政治小团体，（从最后他和丞相在长安城中的大战数日可以推测，他的宾客数量相当大，否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万市民和囚徒，尤其是对抗正规军）将来即位后，完全可以不需要卫家的支持，而且没有卫家，他所面临的来自老一辈外戚的压力会小得多，更有利于施展自己的执政方针。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武帝会在刘据成年之后为他设立博望苑，令他自行招募宾客。因为如果刘据没有能够形成一个以他为绝对中心的政治团体，继位后一旦与其他政治势力产生矛盾，没有基本盘的天子总是很难顺利行使自己的权力。卫家人虽然也支持太子，但实际上继位后，他们未必会在具体施政上站在皇帝一边，而碍于太后的情面，要清理这些人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刘据自己提拔出来的人（包括妻族，从后来的记录来看，刘据的妻妾出身也都不高）他都有绝对的处置权，不需要顾忌其他人的想法——因为权力，永远只对自己的直接来源负责。

所以，武帝选择了在此时将太子与卫家做切割。卫伉失侯之后，整个卫家的子弟都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记录，可见他们已经远离了朝堂，而一旦远离政治中心，衰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过去的一些观点往往认为武帝打压卫氏是为了打压太子，实际上情况可能刚好相反。将太子和卫家做切割，以确保太子的独立性，可能才是武帝的真实想法。另一个事实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公孙贺父子，武帝只是削弱了卫家，令其自然衰落，但没有打压整个“卫氏集团”，他对太子依旧是维护的。

卫青去世后，卫家三子都没有担任实际上的官职，因此卫氏后期的大梁实际上是由公孙贺来承担的。

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后八岁，遂代石庆为丞相，封葛绎侯。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汉书·公孙贺传》

这段文字常常被人用来形容武帝后期朝廷上严苛紧张的政治环境，而且武帝一朝丞相的超高死亡率也的确有目共睹。因此公孙贺在被任命为丞相时坚持拒绝，最后无奈接受时也预言自己可能也会跟前任们一样，被督责而死。但是很多人会忽略掉，公孙贺虽然接任丞相时情绪十分悲观，但他却是武帝一朝在位最久的丞相，整整十二年，直到巫蛊事发才下狱论死，如果对照《汉书·百官公卿列表下》也可以看到，公孙贺也是整个西汉时期任职最久的丞相。从这一点来看，足以看出武帝对太子的信任和支持，否则以武帝对于丞相的一贯态度和后期朝廷多事的局面，一旦武帝打算削弱太子，即使公孙贺本人安分守己，也很难避免被罢官甚至自杀的结局——公孙贺最后的死亡，也正是源于其他人打算以他为契机，构陷太子。

启用公孙贺为丞相，其子公孙敬声为太仆（太初二年），但又在几年后令卫伉失侯的理由很简单，公孙家和卫家比起来，与太子的亲缘不远不近。因为卫青尚主的缘故，卫伉成为了刘据的姨表亲兼姑表亲（如果引入卫长公主-曹宗这条线二者的羁绊会更深），而公孙敬声只是单纯地姨表亲而已，从宗法血缘的角度来看，卫伉比公孙敬声更加亲近。公孙贺作为卫青的老部下兼郎舅，自然会对太子死心塌地，同时，由于没有那么亲近的亲属关系，万一将来刘据需要制衡，也不会有过多的阻碍。

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埶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如果没有武帝的纵容，以这样的态度和行事风格，公孙父子实在是难以高踞九卿十二年（当然这些事迹也都可以成为刘据即位后罢免他们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而言，没有这方面劣迹的卫家三子的确有些冤枉，但也很无奈。对于武帝而言，朝廷各方势力的平衡和整体稳定大于一切，而且他也只需要保证太子能够顺利继位。

在刘据年幼之时，卫霍风头之盛，一时无两，为的是稳固太子地位。多年之后，太子已近而立，妻子双全，宾客盈门，又有监国之历练，此时此刻，旧日的外家却已经从以往的靠山渐渐往未来的阻碍上演进了，因此被武帝借机削去爵位，从此泯然于朝堂，无情又现实。

而这次成功地切割，也使得武帝相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于是八年后，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时，他以为自己能够再次复制此时的成功，结果，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