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案始末（五）
感觉应该还有些东西可以继续写，但是又觉得好懒麻烦啊不想继续了，然鹅霍光和曾孙的部分似乎又不缺少，唉，纠结orz
-------------------------------------
6. 后续
巫蛊案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征和二年春公孙父子下狱算起，到征和三年末武帝在湖县建思子宫结束，前后历时两年，朝堂内外及民间死亡数万人，大量亲贵高官被诛连，除了卫氏悉灭之外，后因李广利和刘屈氂也覆灭了一大批剿灭太子时立了功劳的获益者，最后则是3位高祖功臣之后，2位九卿和数十位爵位享有者。按照西汉的惯例，他们原本将在武帝之后的朝廷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却因
“祝诅上”的罪名，彻底消失于历史舞台上。这直接导致了西汉的统治集团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缺，随着旧有的统治阶层在巫蛊之祸中的覆没，昭、宣、元时期围绕新政治暴发户们形成了新的统治阶层，他们成功地巩固了地位，其后裔和门生成为主导西汉后半期乃至王莽政权的中坚力量——儒生们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眼下还是继续把目光聚焦在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们身上，时间点就选择在征和二年八月吧。
太子潜逃至湖县，藏匿了一段时间，最终被发现，于是他自杀了。消息传回长安，年迈的君王按照惯例依次提拔和赏赐了在平叛过程中建立起功劳的臣子们。皇后在此之前便被宗正和执金吾奉命收走绶玺，这是一个暗示，于是皇后很自觉地自杀了。看着如今空荡荡的椒房殿，钩弋夫人心中生出一股奇怪的焦虑，她还不知道，同样的命运很快也会降落在她身上，但现在她只能抱紧怀中的幼儿。
太子已死，而武帝已年过六旬，那么一旦皇帝殡天，谁继大统？
按照惯常的说法，武帝是想以刘弗陵替换太子，但这个说法在本文一开始便反驳过了，而且常用的那段史料同样可以用来反驳：
后卫太子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多过失，宠姬王夫人男齐怀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稺母少，恐女主顓恣乱国家，犹与久之。——《汉书·外戚传》
按照这段记录，武帝是在刘弗陵五六岁，体现出“壮大多知”的特征后，开始有立他为嗣的想法，而征和二年，刘弗陵只有四岁。按照现实生活经验，四岁之前的孩童还很幼稚，很难体现出自身的聪慧。但是成长到六岁的儿童，由于早教的进行，已经可以看出一些个人特征了。因此，武帝很难在征和二年之前对刘弗陵有什么其他想法，所谓“类我”，更有可能是为了加强刘弗陵将来继位的合法性，而且特地做出的政治宣传——倒退三十年，刘据这么大时候，恐怕武帝也正在向他人夸耀“此儿类我”。
值得一提的是昌邑王，实际上，在巫蛊案发生时，如果真的武帝有换嗣的想法，那么人选也不可能是刘弗陵，而是昌邑王刘髀，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无视了他。但实际上，在刘据死后，最有可能继承帝位的也正是他。
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汉书·武五子传》
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汉书·外戚传》
李广利于太初元年出征大宛，因此李夫人应该病逝于元封年间，下限为元封六年，按照《汉书》“少而蚤卒”的记载，李夫人去世时刘髀可能只有一两岁。而元狩六年册封三王时，刘据时年十二岁，他的三个弟弟年纪应该更小，所以天汉四年册封刘髀时，年纪应该和三王被封时差不多，不会超过十二岁，因此到十年后的征和二年，刘髀很可能已满二十，或者接近成年。这样的年纪对于储君来说已经足够了(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而且他的舅舅李广利当时任贰师将军，受封海西侯，姻亲刘屈氂接任丞相，所以在朝廷上有自己的外家可以倚靠，在所有还活着的皇子里，昌邑王被拥立为储君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虽然我们不清楚武帝末年那场大案里李广利和刘屈氂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刘据杀了江充后第一时间就发兵占据丞相府，而刘屈氂的反应则是连绶印都不要就即刻逃跑，不知道是不是他干了什么不利对方的事害怕被报复才有如此举动），但是因为巫蛊案导致卫氏覆灭显然是他们很愿意看到的，这一结果对他们也非常有利，于是：
其明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而最终结局也非常黑色幽默：
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桉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刘屈氂是公孙贺死后接任丞相一职，从“丞相数有谴”来看，武帝对他显然不是很满意，只是不知道武帝不满意的原因跟他在巫蛊案中的表现关联有多大。而且这件事曝光于征和三年年中，却出现了“是时治巫蛊狱急”的情形，按理来说太子已经于二年八月自杀，近一年时间后，即使仍在追捕太子余党，形势也应该有所缓和，不太可能出现“治巫蛊狱急”的状况，最有可能的还是武帝此时已经意识到太子是为人所害，开始追查真相。而刘屈氂恐怕的确参与了构陷太子的阴谋，因此害怕被武帝察觉，进而巫祭诅上，并且与李广利一起谋立昌邑王。
但无论如何，在李广利和刘屈氂覆灭之后，昌邑王已经绝无可能被册立为太子，于是不到两年，后元元年正月，刘髀也死了。不管他是因为忧惧而早亡，还是武帝下令秘密处死，亦或是其他原因，总之，他很及时地死去了。
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还有燕王：
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武帝由是恶旦，后遂立少子为太子。
而他的同胞兄弟广陵王也不在武帝考虑之中：
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因此，武帝除了刘弗陵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无论刘弗陵是否“类我”，他都只能选这个仅有五六岁的孩童，至少他还是一张白纸，将来还有教育培养的可能性。只是这个计划风险过大，因此，直到最后，武帝才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
直到武帝去世的前一天，刘弗陵才被册立为太子，并且安排诸位辅政大臣。而赐霍光周公图一事，则发生在后元元年期间。之后，武帝正式赐死了钩弋夫人。尽管《汉书·外戚传》说的是：“钩弋倢伃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以忧死”是隐诛的委婉表达，汉时考虑到达官贵人的身份，往往不公开对其处刑，而命令或者暗示其自杀，以及下狱后命其自杀，是谓“隐诛”。（卫皇后被收绶玺后自杀，也是隐诛的体现）
《资治通鉴》则说得很清楚：
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在决定了储君之后，武帝还需要为他将来顺利继位营造声势。由于刘弗陵是幼子，而且钩弋夫人也并非皇后，武帝也没有再立太子，也没有立皇后，因此立嫡/立长的传统无法给他提供继位合法性，于是只能通过制造“天命”的方式为刘弗陵增加光环。
于是我们看到了关于钩弋夫人和刘弗陵的各种神异之事：
孝武钩弋赵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拳夫人进为倢伃，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汉书·外戚传》
同时对比《史记·外戚传》：
钩弋夫人姓赵氏，河间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耳。卫太子废后，未复立太子。……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
这段文字是褚少孙补录，褚少孙生于汉宣帝时期，元、成间仕博士。在《史记·外戚传》司马迁原文之后，他补录道：“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可见他特地搜集了武帝时代的宫廷故事，我们所熟知的王太后在民间生女、卫青尚平阳公主事都是由他补录其后。但是对比班固和褚少孙对于赵钩弋母子的叙述，可以很明显地看见，褚少孙并没有写到赵钩弋母子尤其是昭帝的神异之处。
如果昭帝的确是十四月而诞，并且武帝也将其所生门命名为“尧母门”，那么对于这么重大且神异之事，在全体崇尚神仙鬼怪的西汉社会，怎么可能毫无波澜，以至于褚少孙似乎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他笔下的赵钩弋，只是寻常宠妃，而昭帝似乎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语气都非常平淡。
褚少孙个人很崇信天命，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他有如下观点：
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氾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后世也……《黄帝终始传》曰：“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霍将军者，本居平阳白燕。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为臣言。岂不伟哉！
褚少孙认为黄帝子孙复立为天子是因为有天命在身，“是天之报有德也”，同时他又认为霍光能够有如此成就，原因正在于霍光也是黄帝之后，甚至不惜引用如《黄帝终始传》这样的谶纬之书，余嘉锡对此观点评价为：“盖光死未久，功名犹挂于流俗人之口，故少孙亦津津乐道之，议论诚不免凡鄙。”既然褚少孙愿意相信霍光有“天命”，并且引用谶纬之言为证，那么为什么他不记录赵钩弋母子的神异之事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很清楚“尧母门”事件不过是一种致敬上古神话的政治宣传，并非是真正“有德”之“天命”。
但是对于班固而言，他身在东汉，已经不可能再听到接近当时的传闻，他能依据的基本都是西汉留下的各种文献和官方档案，所以他不得不延续西汉官方的说法——但“尧母门”事件究竟是昭帝出生时便发生的，还是武帝决定以他为嗣后才特地命人宣扬的，已经没有材料和证据可以证明了。
另外，这种自带神异的皇帝同时出现在在《汉书》和《史记》里的，只有汉高祖一人：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史记·高祖本纪》
《汉书·高祖纪》延续了《史记》的说法，之所以高祖有如此神异的之事的缘由也很简单——“天命在身”，这是汉朝政权合法性的一大来源，而后世的汉朝皇帝则不需要，因为他们都是继承的高祖基业，血统带来了天然的合法性。但《汉书》中，昭宣二帝是除了高祖之外，另有“天命”暗示的汉帝，原因就在于这二人出身不是嫡子/长子，是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继承皇位的，因此面临着一定的合法性不足问题（昭帝时期燕王之乱便是明证），所以必须要有超自然的神异现象来为他们证明自身的“天命”。
只是这虚无缥缈的“天命”似乎并不仅仅降临在刘弗陵身上，还有一个人似乎也是天命在身，多年后，一切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那时，才是巫蛊案最终尘埃落定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