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莎包

我决定写下这些想法的原因，是看到了 @sue哈哈suesue 分享的一篇文章，当然文风是很典型的营销号风格，想象力过于丰富，吐槽不能，但是大体上还算有理有据，和胡编乱造不一样，主题是“汉武帝最爱的女人”，答案是李夫人。看来在普通人眼里，基本上已经锁定了李夫人这一个选项，因为千百年来的诗词曲文都是这么写的，所以有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如果真的细细探究一下，实际上这个结论是非常成问题的，当然我个人是觉得讨论汉武帝的最爱这个话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关注的是，“李夫人是汉武帝真爱”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并且推广的，那些传奇故事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

从史书记载来看，我们熟悉的那些关系李夫人的各种故事主要来自于班固的《汉书·外戚传》，而更早的《史记·外戚世家》却对李夫人描述十分简单：

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有男一人，为昌邑王。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

关于李夫人如何入宫，则是在《佞幸传》中提及：

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综合来看，司马迁对于李夫人的描述非常平淡，只是“有宠”，“心说之”，而赫赫有名的《佳人曲》却没有提起，似乎在他看来，李夫人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司马迁在元封三年担任太史令之前，据推测至少做过十年的郎官，他长期在武帝身旁供职，对于当时宫廷之事应该十分知晓，如果李夫人有什么特异之处，按照司马迁爱好奇人异事的风格，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如果说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卫后尚在，不便多写其他妃嫔，那么之后生活在元、成年间的褚先生补录《史记》时，则不会有如此顾忌，褚先生在《史记·外戚世家》后补录了武帝后宫的其他人事，甚至连没有子嗣的尹婕妤邢夫人争宠之事都有记叙，像李夫人这样已经配食武帝被正式追封的皇后，怎么会毫无记录呢，《佳人曲》难道不够惊艳？李夫人死前与武帝诀别时的故事难道不够传奇，不值得载入青史供后人警醒么？

如果说在亲历了武帝时代的司马迁看来，李夫人无需多言，那么班固为什么又在《汉书》中大书特书呢？他看起来也不像是心血来潮，毕竟《汉书》是以言语冷峻笔法缜密而著名的。

对此，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猜测，首先，班固的正统观念很重，李夫人毕竟是真正配食武帝的皇后，李氏家族在武帝后期的政坛上也举足轻重，对于这样一位后妃，必须将其来历阐明，于是《史记》中“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这简短的记述，就被扩充成了“倾城倾国”的故事：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

但仅是如此，李夫人生平到此也就介绍完毕，然而班固似乎意犹未尽，接着又描述了临终诀别和招魂写赋两件事，这样使得《汉书·外戚传》中李夫人部分是整个汉武时代最长的一篇传记，共计1123字，除去《李夫人赋》，也还有618字，比较而言，陈皇后部分共计275字，卫皇后部分共计514字，赵婕妤部分共计435字，而且从文学效果上来看，也是最为生动精彩的一个章节，李夫人的绝世美貌和聪慧冷静，武帝的风流多情，俱是活灵活现，不怪后世文人墨客喜欢敷衍这段故事。由此可见，班固对于李夫人的描写是十分用心著意的了。这样的待遇，肯定不止是为了表明正统这么简单，对于班固这样冷峻的史家来说，他费如此笔力自然也不是为了证明李夫人是汉武帝真爱这样肤浅的结论，那么他的用意究竟何在？

结论可能是很令人失望的，班固不是汉武帝李夫人的CP粉，他的真实目的也不是表彰，而是批判。最准确的说，他只是有意识地将材料剪切拼合，展现给读者，至于读者从中看出来什么，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展现这个故事的过程，叙述的方式本身就已经蕴含着他的评价和感慨。——所谓史笔，往往如此。

在《外戚传》首段，班固有这样的感慨：

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

作为《外戚传》的开篇之句，这段议论很明显是整篇文章的主旨所在，班固在记录汉家外戚事迹的同时，也在试图探讨性命之道，在他看来，男女之情不可剥夺摇动（“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但往往好事多磨，即使能够配为婚姻，也很可能没有后代，不能结两家之好；能结两家之好，又难以善始善终，最终只能概括为“岂非命也哉！”，命运是何等的高深莫测，凡人身在其中，实在是难以琢磨把握，就连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不敢轻易谈论，只有“通幽明之变”，才能“识乎性命”。

可以说，班固的一通议论，最后的落脚点已经不再是男欢女爱，或者宫闱秘史，而是进入到富有经学色彩的性命之道的探讨之中了。这种探讨在《外戚传》末尾的论赞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赞曰：易著吉凶而言谦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宠之兴，繇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讬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乌嘑！鉴兹行事，变亦备矣。

班固认为妃嫔因美色得宠，家族也随之兴旺，但是往往以微贱之身一跃而居高位，家族因此安享富贵，而这富贵又并非因功德而来，（暗含德不配位之意）在道家看来是应该感到畏惧的事情，是福祸的根源所在。之后，班固点评西汉后妃外戚，分为三类，第一是“保位全家者”，看得出来，班固对这一类外戚的评价是最高的，其次是后妃自身败亡，但是家族行事谨慎能够保全下来的，最后也是最差劲的一类，即“大者夷灭，小者放流”，可谓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

从这个标准来看，李夫人及李夫人家族恐怕是要居于末流的。然而武帝其他后妃也多是如此，不妨再做一些比较。

陈后，武帝表姐，“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最终因暗行巫蛊之事被废，株连甚广，但自身苟活，家族仍存。

陈后无子失宠，卫子夫恰恰因子而贵，又因卫霍得力，进而一门五侯，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卫后色衰”，这才给了王夫人、李夫人以晋升之路。“倾城倾国”这个开端已经很明显的说明了李夫人就是因色得宠，她唯一的依靠也就是美色，所以才有临终覆面不见武帝的举动，可见她的确内心警醒冷静，武帝也正如她所预言的，顾念旧情而照拂李家——“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班固不厌其烦地描述武帝是多么思念李夫人，为她招魂，为她做赋，然而班固在抄录下405字的《李夫人赋》后，是这样一段冰冷的话语：

其后李延年弟季坐奸乱后宫，广利降匈奴，家族灭矣。

而且如果对照其他传记，可以知道，李家实际上是被诛族两次，李延年兄弟奸乱后宫，诛族一次，此时李广利发兵大宛，侥幸逃过一命。第二次是征和年间，李广利与刘屈氂密谋巫蛊诅上，之后李广利出兵匈奴，听闻家族悉灭，遂投降，一年后被杀。

虽然卫皇后也未能善终，但毕竟卫家家族未灭，最终复家。何况巫蛊案本是冤案，最终宣帝为她平反建陵，也算沉冤昭雪。赵婕妤虽然被武帝去母留子，忧死云阳，但家族仍按礼制各有封赏。对比下来，竟然是李夫人这个看起来最为得宠的女人，家族结局最为不幸。这时候再回看关于李夫人的种种记录，无论是一开始处心积虑地引荐，还是临终时的有心安排，最后都还是化为泡影，可谓枉费了心机，可怜一段风流伶俐，如今都埋在黄土里。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班固所写的李夫人传，看起来是赞美李夫人的美丽聪慧，实际上却是一种隐藏的诛心之笔。虽然有点过度解读的意思，但是考虑到《汉书》本身具有浓厚的经学色彩，而班固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以他的评判标准，李夫人在他心中不会有太高的地位，或者说，他希望通过讲诉李夫人的故事，来警醒世人，尤其是君主。

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班固在李夫人传记里，多次强调了“美色”这点，从《佳人曲》开始，就在不断渲染李夫人的美丽，也在强调她是因色得宠。这样反复强调明示，实际上已经暗含着贬义了，因为能够得到武帝青睐的女子，哪一个不是美人？就连卫皇后，也有一段奇遇：

主见所偫美人，帝不说。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

但是如果互相对比可以看到，陈皇后因为倚靠家世所以骄宠，卫皇后有得力的外家以及太子，赵婕妤自带神异光环，只有李夫人，除了美色一无所有。这样的人大受恩宠，在班固看来是德不配位的。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东汉选妃立后的标准是女子的才德家世，容貌反而其次，这样的标准也更符合儒家“贤贤易色”的理念。在这种背景下，班固越是彰显李夫人的美丽和她因色得宠，便越是一种贬低，因为背后的隐藏含义就是“有色无德，不配人主”。除此之外，因为李夫人而显贵的李家，也是攀龙附凤无才无德的裙带之人，德不配位，必遭其殃。

这种暗示在李夫人临终托付兄弟一节体现得十分清楚，如果李家兄弟是才干出众之人，以武帝善于用人识人的风格，难道还会明珠蒙尘吗？恰恰是李家兄弟不堪大用，李夫人才会如此耗费心机，希望用自己的美色和柔情换来家族富贵的机会。

实际上在临终覆面一节，李夫人和其姐妹的对话其真实性略有问题，有可能是班固根据史实敷衍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借李夫人之口讲出“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的道理，不仅如此，班固还玩了一个小花招：

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寑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讬。”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一见我属讬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见帝。”上曰：“夫人弟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向歔欷而不复言。于是上不说而起。夫人姊妹让之曰：“贵人独不可一见上属讬兄弟邪？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讬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

一开始，武帝和李夫人都在说托付兄弟和幼子的事，但是说着说着，后续的对话里就只有“兄弟”而没有幼子了。按班固“少而蚤卒”的描述，李夫人入宫时间应该仅有数年，其子刘髀当时尚幼，还未封王（班固用“王”代指刘髀是尊称，按照武帝其他三子封王的年龄来看，刘髀当时不可能有那么大），难道有临终前弃亲身骨肉于不顾，特地为兄弟求官谋职的吗？况且在当时，武帝后宫中只有卫家因为卫霍才干出众，因此得以重用，其他后妃亲眷并无显贵的迹象。在李夫人之前的王夫人虽然圣眷隆重，她的儿子刘闳深得武帝喜爱，甚至隐约有威胁到刘据地位的可能性，即便如此，王夫人父母依旧贫穷，未得恩赏。同样是倡女出身，难道李夫人就比王夫人特殊许多，以至于武帝要为她的家人开特例吗？这样看来，班固的确是有意在后续对话中隐去了关于刘髀的部分，只凸显李夫人利用柔情向武帝托付兄弟的情节，再加以末尾“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就更加彰显出武帝是因为顾念李夫人才如此行事。

但这句话恰好也暴露了班固暗含褒贬的心思。因为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恰恰是在李夫人生前之事。《汉书·佞幸传》：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丞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繇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

对照来看，李延年反而是在李夫人去世后随即失势，进而被诛，哪里谈得上照拂呢？《史记》也是如此记载：

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可见，班固的确有意将李延年任协律都尉一事延后，以此造成一种李夫人成功利用自己美色使武帝念念不忘，进而恩泽其家的观感。（虽然李广利被重用的确有李夫人的缘故，但是也需要看到李广利出征大宛后，他的兄弟因为淫乱后宫而被诛杀，可见武帝还是赏罚分明，并未感情用事。）班固这样玩弄笔墨，目的仍然是为了表明李夫人以及李家因色得宠，为此他继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招魂一节，写的那样生动哀婉，令人动情，甚至不畏艰难地抄录了《李夫人赋》，通读下来，武帝对李夫人的眷恋深情实在是令人感动，长篇大论后，班固终于暴露了他的真实用意：

其后李延年弟季坐奸乱后宫，广利降匈奴，家族灭矣。

——“夫女宠之兴，繇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

他要表彰地不是李夫人的美丽和聪慧，也批判地也不是武帝的冷酷和无情。

二、

实际上，司马迁和班固对于李夫人的描述，除了内容多寡有别之外，某些细节也互相抵触。

首先，也是最著名的招魂事件，由于后代诗人的反复描摹，人们已经把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作为他二人爱情的象征，已经经典化了。但是，在《史记》中，死后获得招魂待遇的恰恰不是李夫人，而是更早的王夫人。

《史记·封禅书》云：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

而《汉书·外戚传》的描写如下：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

二者十分类似，但问题在于，李少翁死于元狩四年，而按照《封禅书》的记录：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

灭南越是元鼎五年的事，李延年既然此时才被武帝发掘出来，那么李夫人最早也是元鼎五年才入宫为妃，不可能出现早死数年的李少翁反而为她招魂的事。一般认为，班固挪用了李少翁为王夫人招魂的故事，将其加之于李夫人，因此才有了这样的矛盾。

这就比较有趣了，明明是王夫人招魂在先，为什么最后是李夫人招魂的故事广为人知。除了班固描写生动细致之外，我认为，有一个人的功劳不可小觑，那就是李延年。

实际上，关于“李夫人是汉武帝真爱”这个说法，李延年应该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因为可以用来做证据的事迹里，基本都有辞赋歌曲的身影，而李延年恰恰是协律都尉，负责舞乐之事，他自己又“善造新声，闻者莫不感动”，这就为他妹妹造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班固明确说到：

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来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乐府归李延年掌管，他自然会为此事尽心尽力，因为他也明白，李家的恩宠来自于武帝对李夫人的眷恋，如今李夫人逝去，李家必须保证武帝不会迅速忘掉她，这样才能保住李家的荣华富贵。武帝自己喜好音乐，李夫人又“妙丽善舞”，李延年又擅长此道，可以说是没有比利用音乐更好的办法了。汉代又盛行歌舞，李延年作为协律都尉，很容易就可以让武帝所作的《李夫人歌》传播开来，从宫廷进入贵族豪门，进而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形成一种舆论氛围，不时提醒着武帝，乃至世人。

除了《李夫人歌》之外，《落叶哀蝉曲》也被认为是汉武帝悼念李夫人的作品，从名字来看，显然也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这很利于此曲的传播和保存。因为在古代，歌曲总是比文章更容易传于后世。武帝是喜爱的文学的，可以想象，他一生所创作的诗歌辞赋不在少数（实际上《汉书》里仍然保留了好些），但流传下来的诗歌里，除了《瓠子歌》以及《郊祀歌》这样严肃的作品之外，涉及私人情感的就只有《秋风辞》（存疑）、《李夫人歌》和《落叶哀蝉曲》（存疑）了，而有史记载明确无误的就是《李夫人歌》。同时《汉书·艺文志》里说他“自造赋二篇”，除了《李夫人赋》之外，另一篇已经无从可考了。这些恰好跟李夫人相关的诗歌文章流传了下来，给人造成了一种“汉武帝只为李夫人写过诗文”的现象，实际上汉武帝必然写过很多其他的诗，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实际上，《李夫人歌》、《李夫人赋》和《落叶哀蝉曲》由于自身的文学价值在后世被不断赞扬传颂，尤其是在悼亡诗史上，这算得上鼻祖一类的作品，因此地位和影响力都很高，这进而也加深了后世之人关于“李夫人是汉武帝真爱”这样一个印象。实际上历史是否真是如此，反而无据可考了。毕竟武帝的个人作品并未全部保留，以他的风流多情，想来能为王夫人招魂，那么为她写诗做赋恐怕也并非难事，只是这些作品我们无缘得见罢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幸存者偏见。

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是最为深远绵长的，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笔下，李夫人的美貌早夭，武帝的哀伤深情被反复吟咏，并化作典故被频繁使用，人们为这个故事赋予了太多的含义，早已超出了班固最初写就的范畴，已经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印象被深深刻在了人们心里。“李夫人是汉武帝真爱”这个观念，恰恰是被如此制造并且固化，至于两位当事人，恐怕都不会轻易相信这一点。

实际上，汉武帝对于李夫人临终前的做法，是有些微词的，李夫人的心思他自然也明白。（班固能把这个事情写的如此生动仿佛亲眼目睹就是证据，说明这个故事流传已广，武帝即使当时不明白，事后也不可能不听说李夫人的自白）在他亲手写就的《李夫人赋》末尾的乱辞里，有这么几句颇有意味：

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

对“倚所恃兮”，前人注释道：“恃平日之恩，知上必感念之也。”，而后一句则解释为“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为恩施，岂有亲亲而反当以言约乎？”

大致翻译一下，就是这样：“你之所以这样悲伤忧愁，却不愿意与我多言，就是倚靠着平日里我对你的恩情。可是仁者实行恩德时不需要誓言承诺，为什么你我亲亲之人反而需要互相约定？既然你已经逝去不会再回来，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愿意再次申明我的心意。”

可以看出，武帝其实知道李夫人是不太信任自己的，“仁者不誓，岂约亲兮”隐约带有一点责怪的语气。毕竟李夫人临终前的表现，的确有柔情辖制的意味，对于武帝这样一位唯我独尊的帝王而言，这种借柔情羁绊的举动，无论动机如何，多少是会令他感到不愉快的。

第二，班固说李夫人死后武帝“以后礼葬之”。按李延年于元鼎五年“以好音见”，太初元年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兵大宛，因此李夫人入宫及病逝，应该在元封年间。然而此时卫后尚在，如果武帝将其“以后礼葬之”，明显突破礼制，如此大事，司马迁竟然毫无记录，不仅司马迁不曾提及，补录《史记》的褚先生也未曾提及，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是“以厚礼葬之”。另，就茂陵考古情况来看，现存李夫人墓共有6个外藏坑，虽然不能和阳陵王皇后墓32个外藏坑相比，但是与茂陵其他妃嫔墓比起来，李夫人墓的要阔气的多，或许最初的确只是“以厚礼葬之”。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从武帝自己的陵园封土规模来看，底部东西长231米,南北长234米，高46.5米，仅占地面积来看，这个规模是西汉其他帝陵封土的一倍以上。理论上来说，既然帝陵封土规模如此，那么后陵封土也应该差不多，略微小一点，这才和谐相称。例如汉高祖长陵封土东西长165米,南北宽145米,高30米。吕后陵封土东西长148—157米,南北宽129—132米,高31.8米。然而现存的李夫人墓大小仅有武帝墓的一半，封土底部东西长约127米，南北长约110米，高28米。可见虽然李夫人墓规模虽然接近西汉后陵的大小，却远没有达到武帝计划中后陵的正常水平。然而这种接近前代后陵的规模，对于李夫人这样一位嫔妃而言，已经是莫大的荣耀，绝对称得上“厚礼”。

但是考虑到茂陵中心园区，除了武帝帝陵，李夫人墓之外，其他8座陪葬墓规模相比之下都很小，可见即使是在武帝时期，妃嫔的正常墓葬规模也没有超过此前的惯例。李夫人墓的封土大小接近皇后规格，应该是后期增补的结果。毕竟霍光“缘上雅意”，将其追封为皇后并配食武帝，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其增加封土，使之规模接近于正常的皇后水平是很可能的。之所以不按照武帝帝陵的规模增补，第一是李夫人毕竟不是正式册封的皇后，名分不足；第二，茂陵的规模超越惯例，是武帝个人意志的体现，霍光一介臣子难以如此肆意妄为；第三，茂陵营造耗费极大，武帝末年海内空虚，出于休养生息的目的，如非必要，朝廷不会轻易大兴土木。因此，将李夫人墓规模扩大到此前皇后陵墓的水平，恐怕就已经是当时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因为扩大李夫人墓规格这一举动是出于朝廷对李夫人皇后名分的追认，而并非源于武帝的过度宠爱（哪怕武帝以前代皇后的规格将其下葬也是一件大事），因此无论是司马迁，还是褚先生才会对李夫人“以后礼葬之”这个现象都无动于衷，不置一词，而班固为了证明武帝对于李夫人的思念，有意或者无意（比如记录此事的官方档案丢失）忽略了这个增加墓葬规模的过程，直接定义为“以后礼葬之”，于是形成了《史记》与《汉书》两种关于李夫人葬礼的不同记录。

至于“霍光缘上雅意”将其追封为皇后一事，实际上，在巫蛊案之后，真正能够配食武帝的，也就只有李夫人了。首先，武帝生前正式册封的陈后和卫后均已被废，且各有安葬，无法入主茂陵。而继位的昭帝之母赵婕妤，由于武帝担心女主乱政，因此将其赐死，对外宣称“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此外，赵王、燕王的母亲李姬由于身份低微，且“以忧死”（两汉时期，“忧死”是隐诛的代名词），自然不配，王夫人去世太早，而且所生齐王刘闳也早逝，且无后代，如果以她配食武帝，有所不妥。至于其他诸如尹婕妤一类的妃子，出身低微不说，也没有子嗣。一番挑选后，就只有李夫人够格了：生前受宠，昌邑王子嗣犹存，自身清白无罪。可以说，“所谓缘上雅意”不过是一种托辞，实际上武帝对李夫人究竟有多少感情都不影响大局，因为此时此刻没得挑选，只有李夫人符合配食武帝的资格。

或许在说服其他臣子接受李夫人配食武帝的时候，霍光还举出例子证明武帝生前是多么思念李夫人，那份情感有多么深厚真挚，但这一切对于逝者而言都已经无关紧要了。李夫人死后，她的兄弟们接连因罪被杀，两次夷族，儿子早亡，孙儿虽然侥幸得继大统，却不到一月旋即被废。她生前那番心机安排，最终还是化作一声叹息。无论后代的文人墨客们以何等笔墨歌颂赞扬这段浪漫故事，恐怕对于李夫人而言，都不会觉得幸福快乐。

因为浪漫的底色下，是冷酷无情的现实。